11月，在长江边，武汉渔政码头一派热闹景象。

在这里，中华鲟、长吻鮠、胭脂鱼等长江珍稀鱼类15052尾被成功放流。所有放流的中华鲟都被精准植入跟踪信标，并进行专属编码登记。这小小的有意之举，也为今后中华鲟的种群迁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时数据。

视线回到2023年3月，在第三个“中华鲟保护日”之际，“携手国航 追鲟长江”武汉渔政码头国航公益放流站正式揭牌。在“国航长江生态保护基金”的支持下，公益活动拉开了保护中华鲟的序幕，让这一珍稀的旗舰物种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

留给“中华之鱼”的时间，不多了

它是长江鱼王，也是近海佳客，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它被冠以“中华”之名，见证无数历史，与华夏民族有着剪不断的深厚渊源。

它是中华鲟，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属于软骨硬鳞鱼类，起源于1.4亿年以前。

作为古老而神秘的洄游鱼类，中华鲟曾经的自然地理分布区域广泛，它们能经由河口进入多条大型河流。然而，从20世纪末开始，就只有长江中才有中华鲟的记录。这意味着，长江是目前唯一拥有中华鲟及其产卵场的河流，也是它们终生牵挂的故乡。

江里出生、海里生长，中华鲟的一生从淡水产卵场开始，最终游向大海。相关资料显示，中华鲟在物种进化、江海联系、物种的遗传资源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纵观江海鱼生，中华鲟的生活史和种群丰富度与其栖息的区域环境质量息息相关，因此，中华鲟是江海重要的指示物种和伞护种。“我们的江海保护得好不好，中华鲟具有重要的发言权。”

而留给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021年度的中华鲟自然繁殖监测结果表明，在目前已知的唯一天然产卵场葛洲坝坝下江段，已经连续5年未发现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的迹象。2021年监测发现，回到坝下产卵场繁殖的中华鲟群体数量仅有15尾。

“中华鲟之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介绍，目前已经突破了中华鲟人工繁殖和全人工繁殖技术，保存物种不至于灭绝，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保持人工群体的长期可持续，则需要有自然种群遗传多样性的支持。

危机中，长江实施“十年休渔”，这无疑为中华鲟野生种群的修复带来了重要契机。

为保护长江生态系统，2020年1月1日0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启“十年禁渔”，23万渔民退捕上岸。

专家预测，渔业资源可以得到部分恢复。只有整体实现长江中鱼类种类的恢复，才能构建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新格局，这是长江大保护期待实现的美好愿景。

保护它，就是保护长江

中华鲟的自然分布贯穿长江上中下游和近海，其保护涉及地域广、领域多，涵盖渔业、工程、政策法规和长江水域及沿岸社会经济诸多方面。在危起伟看来，“其成败不仅仅是一条鱼的保护成败，更是长江生物多样性和长江水生态保护成败的关键。”

长江的干流、支流、湖泊和湿地血脉相连，形成独特的生命系统，分布着多达4300多种的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种，长江特有鱼类170多种。但随着人类活动愈发频繁，生态环境逐渐恶化，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正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

201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生态保护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9年1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明确了长江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围绕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的一系列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2020年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2021年3月，我国首部流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施行。

系列举措让长江干支流水质明显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

而类似中华鲟等物种的栖息繁衍，反映的正是长江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为守护中华鲟和它生活的家园长江，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携手国航，追鲟长江”项目。旨在通过设立公益放流站，以科普讲堂和专家研讨会的形式，向社会传递“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加入保护中华鲟、保护生态系统的队伍，助力长江濒危鱼类资源恢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徐光表示：“2019年起，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开展合作，围绕生态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主题，开展了不同类型的公益项目。在‘国航长江生态保护基金’支持下，开展‘携手国航，追鲟长江’公益活动，对改善和优化长江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长江流域开展科学放流，是恢复长江濒危鱼类野外种群的有效方式之一。“携手国航，追鲟长江”项目通过开展以中华鲟为主的濒危珍稀鱼类科学放流及科普宣教活动，让社会公众对中华鲟保护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了保护长江生态的良好氛围。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党委书记黄勤表示：“公益放流站的设立将为公众科普、科学放流提供专业的场所，为救助长江濒危鱼类贡献力量。”

呵护水中国宝，惟愿它的身影畅游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