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变迁与环境保护（书里乾坤）
——一位环境史专家的视角
绿 树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都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基于这样的原因，45年前的今天，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并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保护生态环境，早已成为全球性的共识。但从理念到行动，仍然有一些尚未跨越的鸿沟。今天，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环境变迁的历史，以看清我们当下的处境，以及即将面临的挑战。本期介绍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一书，是环境史专家约翰·麦克尼尔的代表性著作，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定启示。

　　——编  者 

　　回首20世纪，我们不得不惊叹，这100年间，人为造成的生态环境变迁强度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人类使用的能源总量，是此前1000年用量总和的10倍。丰沛廉价能源的开发、人口大幅增加、经济快速增长，与之相伴的，当然还有亚马孙雨林的退化、南极臭氧空洞以及愈演愈烈的全球变暖……
　　正如著名环境史家约翰·麦克尼尔在他的新书《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中信出版集团）中一再强调的，环境的变迁以及社会与生态的关系，在未来注定要成为人类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麦克尼尔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环境史教授，著有《蚊子帝国》《大加速》等重量级著作。在《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中，他将全球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探索人类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改造，细节丰富，独具创见。
　　相比同类著作，这本书最难得的一点是，它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狭隘视野，将环境与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有机结合，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关于20世纪环境变迁的宏大而生动的画卷。从一望无际的南极冰层、毛里塔尼亚荒芜的沙漠、加拿大冻原、深不见底的太平洋水域，到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和伦敦的空气污染……一个个鲜明的案例背后是复杂客观的历史剖析，而非仅仅是对现代人逐利进行简单粗暴的道德谴责。
　　本书不只关注记录环境变迁。作者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地球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的互动。在他看来，地球的现代生态史和人类社会经济史必须并列讨论才有意义。而这一点，恰好与当下我国一些环境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我们都知道，除了最重要的阳光接收与反射，大气最外层几乎不会与外层空间进行交换，比较稳定，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影响人类的大气变化，都发生在低层大气圈范围。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所制造的空气污染只能算是些许尘埃。在50万年前左右，人类开始学会用火，点亮了地球景观，渐渐地有一些气体释放到大气层中。但尽管如此，人类对大气的影响仍十分有限。随着时间推移，早期的城市出现了，而它产生的空气问题也只是腐烂的肉类、食物和粪便所散出的刺鼻气味。
　　今天，我们常说的大气污染多半是指微量气体的污染，如二氧化碳、甲烷、二氧化硫等。而在古代社会，空气污染史仍然以烟雾和煤烟为主，而非微量气体。自冶金术发明，在地中海地区，采矿与冶金便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因此，新的污染物——金属污染物（铜和铅）出现了，它们在海洋与各大陆之间漂浮，成了区域性污染的首例。
　　来自金属的空气污染早期不只出现在西方，事实上在中国宋朝年间我们就已经遭受污染的毒害了。宋朝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促使铜产量飙升，而低效率的冶金技术使高达15%的溶解铜等有毒气体进入空气，尽管当时铜产量不到现代水平的1％。
　　到了13世纪，伦敦开始使用煤炭，此后应用比例越来越高。根据作者的生动描述，家用煤炭让17世纪的伦敦空气一片煤烟，当时的人长期饱受咳嗽与肺病之苦。1780年以后，作为工业革命的主要燃料，人们对煤炭的使用更是变本加厉，空气污染开始蔓延至英国其他地区。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汽车尾气管“挑战”了工厂烟囱及家用烟囱的地位，道路交通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空气污染来源”。大气污染的历史与工业化、汽车普及的历史可以说是亦步亦趋，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除了大气污染的历史变迁，书中还分别讲述了水文圈、岩石圈、生物圈、土壤圈多个圈层的生态演变史，并在此基础上巧妙地分析了人口增长、迁移、科技变革、工业化、国际政治、观念等各种要素。
　　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的北美，土壤板结问题特别严重，每年甚至会造成十几亿美元的损失，而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科技的变革，拖拉机等重机械的过度使用；此外，像1930年以后非洲多个地区土壤侵蚀加剧，其中人口增长、经济作物的种植、不确定的土地所有权等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成因。
　　20世纪人类使用各种古老与现代方法，建造了数百座水坝、管井、运河、沟渠与管道，来改变原本的水源走向，以满足各种需求。新科技与廉价能源让人类能够大规模探勘蓄水层，就连沙漠也不例外，城市因此快速发展，成就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繁荣。但这只是水源缺乏的短期治标方法，说到底还是无法持久。
　　历史上全球最大的灌溉计划，要属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盆地。这项计划始于1885年，当时的英属印度政府计划在旁遮普西部重建并扩大莫卧儿时代的水利工程。通过工程技术，旁遮普的大草原与沙漠变成麦田，创造出以灌溉运河网络为基础的农业屯垦区，被称为“运河殖民地”。但好景不长，至少从19世纪60年代起，盐化现象便影响着旁遮普的小麦收成。到了20世纪60年代问题日益严重，洪水使得土壤持续泡在水中，地下水位也因此升高，水中盐分进而进入作物根部，严重抑制植物生长，后来许多水库大坝还引发了疟疾。
　　总之，纵观整个20世纪，在各种观念和政策的漩涡中，对生态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人对经济增长的迫切和对自身安全的焦虑。
　　麦克尼尔说，我们的思想、行为、生产及消费模式乃因应现今环境而生——也就是为了适应现在的稳定气候与全球生物地球化学、丰沛的廉价能源与水源、人口快速增长以及日益快速增长的经济等现象而生。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大约1/4的人们已经在享受着这样舒适的生活方式。不过，在麦克尼尔看来，这样的环境前提即使并非脆弱到不堪一击，至少也可能是“止于暂时”的。一旦环境变迁，人们的偏好和模式也许会产生适应性不足的问题。
　　生态学若忽略了社会力量与历史变动的复杂性，难免会自我局限。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环境史，一方面，是想通过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认识过去的利弊得失，避免重蹈覆辙，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这对我国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更好地认识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关系，进一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
　　而这，正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